一周后，我准时回到刑警大队。办公室里依旧是熟悉的景象，同事们各自忙碌着，打印机“滋滋”地响着，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纸张混合的味道。丁震坐在他的办公桌后，面前堆着一叠卷宗，头发似乎又白了些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恢复了之前不苟言笑的模样。我赶紧收敛起休假时的放松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走过去，轻轻放在他桌上：“丁队，我回来了。”
丁震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没有了上次在酒店时的温和，多了几分严肃：“回来就好。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赶紧走到他身边，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示意我坐下。“希碧案的事，你做得不错，但我得提醒你，”丁震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，声音低沉，“我理解你心里的那些私心，也知道你对这类案子的‘特殊’敏感度，但下一次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全看你自己的表现。刑警队不是让你满足个人欲望的地方，专业能力才是立足之本。”
我赶紧点头，心里一阵紧张——丁震果然什么都知道，他既没有戳破我的失态，也没有纵容我的扭曲，而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守住底线。“我记住了，丁队，以后一定以案子为重。”
丁震没再多说，从桌角拿起一叠卷宗扔给我：“先把这些处理了，都是之前积攒的小事，盗窃、邻里纠纷之类的，好好整理，下午给我结果。”说完，他端起桌上的搪瓷茶杯，慢悠悠地站起身，朝着办公室门口走去，不知道又要去哪个角落“逛悠”——他总是这样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候抓住案子的要害。
我抱着卷宗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不敢怠慢，立刻开始整理。一开始都是些琐碎的记录，比如“某小区居民丢失自行车”“某菜市场摊主因摊位问题吵架”，我一边看一边记录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。可就在整理到最后几页时，我的目光突然顿住了——那是几起悬案的卷宗，纸张已经有些泛黄，显然有些年头了。
我仔细翻看，第一起是11年前的案子：B市一名37岁的女白领，在半夜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人迷晕劫持，三天后，她的尸体在城郊水库被发现，身上没有明显外伤，死因是溺水，可经过检测，胃里有大量安眠药残留；第二起是7年前，一名31岁的女护士，在下夜班后失踪，半个月后，她的尸体被分尸，尸块分别抛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至今没找到完整的尸体；第三起是5年前，29岁的电视台女主持人，在家中被人奸杀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或毛发，凶手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；还有3年前的23岁陪酒少女，尸体被发现在一处旱厕的化粪池里，面目全非；2年前的19岁宅舞小网红，在直播时被人破门而入，直播突然中断，等警方赶到时，她已经当场死亡，死前遭受过侵犯。
我越看越心惊，手指微微颤抖——这些案子跨度十几年，受害者都是女性，职业、年龄各不相同，看起来像是毫无关联的随机作案。可就在我将受害者的年龄和案件发生的间隔年份写在纸上时，一个可怕的规律突然跳进我的脑海：11年前、7年前、5年前、3年前、2年前——这些间隔年份全是质数！而受害者的年龄，37岁、31岁、29岁、23岁、19岁——也全是质数！
“质数……”我喃喃自语，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。如果这个规律成立，那么从2年前到现在，间隔正好是2年，也是质数，也就是说，今年很可能还会有一起案子，而受害者的年龄，按照质数递减的规律，下一个质数应该是17岁！
我猛地攥紧了手里的笔，笔尖几乎要把纸戳破。17岁，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，如果凶手真的按照这个规律作案，那现在很可能已经锁定了目标，甚至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——一方面，对这种有规律的恶性案件，我本能地感到兴奋，那种靠近“恶”的欲望再次冒了出来；可另一方面，一想到可能有一个17岁的女孩即将面临死亡，我又无法坐视不理。
我想起丁震之前说的“以案子为重”，也想起自己当初选择成为刑警的初衷——或许一开始是为了靠近黑暗，但现在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扭曲欲望，就眼睁睁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消失。我咬了咬牙，没有立刻去找丁震汇报，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B市地图，平铺在桌面上。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街道、小区、学校，我拿着红笔，开始仔细研究之前几起案子的案发地点——城郊水库、菜市场附近的小巷、高档小区、旱厕、网红公寓……这些地点看似分散，却似乎隐隐围绕着城市的某个中轴线。
我一边标注，一边在心里盘算：凶手选择的地点都比较隐蔽，且受害者都是在单独行动时遇害，说明凶手很了解B市的地形，也很擅长观察目标的生活习惯。如果下一个目标是17岁的女孩，那最有可能的地点，会不会是学校附近，或者女孩常去的奶茶店、书店之类的地方？我盯着地图上的中学区域，手指在上面轻轻滑动，心脏在胸腔里狂跳，既期待着能抓住凶手的踪迹，又祈祷着那个17岁的女孩还没出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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